1973年12月，随着八大军区司令的调动，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任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在福建期间，韩先楚同时担任军区和省委的领导职务，但来到兰州后，他的职务发生了变化——不再负责地方事务，变成了军区司令兼第二书记，并且不再是党委一把手。这样的职务调整，对他个人而言，是否有落差，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冼恒汉的心中却有着不小的差距和疑虑。两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认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逐渐积累成了矛盾的根源。

1976年8月，军区召开了一个常委会议，意图让大家把一些问题说开，说透，从而减少隔阂、增进团结。然而，这次会议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书记突然提出了联系实际批邓的问题，并且大多数常委针对这一问题对韩先楚展开了激烈批评。第一书记直言不讳地指出，军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很多人，特别是韩先楚本人，态度模糊，甚至出现了没有原则的言论。他认为，韩先楚对于批评没有积极的态度，总是担心过头，怕冤枉人。这些批评如潮水般涌向韩先楚，令人难以应对。 会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分管作战的副司令插话称，韩先楚司令在主持军区工作时，思想上应该更加严谨，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有清晰的认识。他列举了几项具体问题，指出在运动初期，韩先楚并未能及时引导思想、加强教育工作；其次，韩先楚对中央报刊的社论漠不关心，甚至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再者，关于办师以上干部学习班的问题，也出现了偏差；最后，韩先楚在一些军事部署上没有做好安排，导致上级几次打电话催促他改正。副司令的长篇大论还未结束，一位分管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也加入了批评行列，而作为政委的冼恒汉也不得不在会上发言，反击这些指责。大多数人对韩先楚提出了批评，只有少数人站出来支持冼恒汉。 这次本应是为了坦诚交流、增进理解的交心大会，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严厉的批判大会，领导班子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愈发深重，会议效果完全适得其反。韩先楚的秘书回忆说，第一书记对那些敢于发声的副司令和副政委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称他们讲得很好，并且坚信他们没有错。会议结束后，情况报告送往军委，报告中原本提到大多数常委对第一书记的发言表示赞同，但韩先楚却明确表示不赞成，最终报告中将大家表示赞成改为多数同意。每个人的发言记录也一并被送交给了军委。然而，报告并未及时发出，随着四人帮的粉碎，这些原本针对韩先楚的批评在稿件中被删减，历史的画卷也因此悄然改写。